历史视角，关税战没有赢家

　　中新社北京4月30日电 题：历史视角，关税战没有赢家

　　——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

　　中新社记者 崔白露

　　近期，美国政府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所谓“对等关税”，引发全球市场强烈震荡。分析人士指出，美国此举不但无助其解决国内问题，反而给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秩序带来巨大挑战，是损人不利己。

　　关税战如何产生？历史上的关税战曾带来哪些后果？本届美国政府抛出所谓“对等关税”，有何历史渊源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、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丁一凡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作出解读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关税战是如何产生的？其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？

　　丁一凡：关税制度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。18、19世纪，欧洲大国会利用关税这一工具追求两个目的，一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，二是保护本国市场。

　　工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时代，手工业发达的欧洲国家通过贸易出售制成品，换回更多资源。例如，葡萄牙、西班牙早期在美洲发现大量黄金、白银，运回欧洲成为富有国家。后来，英国、法国向葡萄牙、西班牙出口制成品，换取大量金银货币，促进国家经济繁荣。这期间，一些国家主张通过贸易顺差实现金银货币流入，通过关税和产业扶持等方式保护国内市场、促进出口。

　　进入工业革命时代，欧洲成品制造从手工转为机器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。最早步入工业化的国家需要更大市场“消化”机器成本和产品，但后步入的国家倾向于保护本地市场和弱势产业，便加征关税，为本国工业化提供保障。

　　除了做生意，国家之间还有实力竞争、地缘政治博弈，关税经常沦为博弈的工具。某国通过提高关税将他国产品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，他国也随之利用关税排斥该国产品。这样，双边关税越加越高，形成关税战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历史上有哪些关税战的典型案例？产生了什么后果？

　　丁一凡：历史上真正被称为关税战的案例有两个，第一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，第二次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。

　　经济大萧条时期美欧之间的关税战是一个典型。1929年，纽约股市崩溃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。1930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斯姆特—霍利关税法》，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38%大幅提升至59.1%，引发全球报复性关税战，英、法、德等纷纷抬高贸易壁垒，国际贸易额三年暴跌60%。

　　大萧条开始时，美国有430万人失业，到1932年，失业率几乎达到24%，失业人数达1200万，5000多家银行倒闭，数十万人无家可归。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降至1933年的15亿美元，出口额从54亿美元降至21亿美元；美国国民生产总值(GNP)从1929年的1031亿美元降至1933年的556亿美元。

　　各国相互报复，国际贸易额急剧下降，经济危机又引发民族主义情绪，国家间陷入“以邻为壑”的政策博弈。随着多边合作体系崩溃，全球经济网络进一步割裂。贸易战与经济衰退呈现恶性循环，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
　　2018年，当时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对美有巨大贸易顺差，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，进而挑起中美贸易战。

　　实际上，货物贸易领域，美国政府限制技术产品对华出口，而要求中国购买的农产品、能源并无价格优势，但美国民众又需要中国廉价质优的消费品，因此才会出现货物贸易的不平衡；服务贸易领域，美国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，据美商务部数据显示，自2017年以来美方对华金融服务出口始终保持在40亿美元以上，从中国获得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超70亿美元。特朗普只谈货物贸易逆差，不谈服务贸易顺差，显然是片面的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这次的关税战没有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，也未能实现对华“脱钩”，中方的反制措施使美国农产品等对华出口锐减、损失了海外市场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自建国以来，美国历届政府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有何历史渊源？

　　丁一凡：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《斯姆特—霍利关税法》，还是当前的关税战，都可看到美国历史的“遗产”。

　　美国独立后，国家经济一度严重依赖欧洲。美国开国领袖经过辩论，决定走自主工业化之路，关税成为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工具。

　　但美国各州自然禀赋不同，利益也不同。南方各州主要发展农业，出口市场是欧洲，是自由贸易的信徒；相反，北方各州发展工业，希望保护纺织机等产品的本土市场，主张贸易保护。双方的矛盾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，在各自付出惨痛代价后，最终以北方联邦胜利告终。

　　随后，通过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，美国工业化一路高歌猛进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工业经济体。因此，这之后美国经常会把大规模加征关税当作促进经济发展的“灵丹妙药”，不时拿出来用一下。但彼一时，此一时，老药治不了新病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此次特朗普政府抛出的所谓“对等关税”政策，具有哪些特征？影响几何？

　　丁一凡：所谓“对等关税”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发明，这一政策的计算公式非常随意，仅用出口总额除以贸易顺差得出百分比，再除以二，便为对等关税率，没有什么根据，可谓独断专行。

　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，这套关税政策几乎不可行，也对美国经济不利。

　　经历几十年全球化，国际贸易已不仅是当年的制成品或原材料交易，而是供应链的组合。以中美两国为例，双边贸易中许多是半成品。例如，美国一家玩具生产商从中国进口玩具娃娃的头发，再制成娃娃出售，加关税后，美国厂商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。别看东西小，要在国际供应链找到新的供应商，不是那么容易。

　　资本市场非常敏感，关税一加，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严重的企业股票价格就往下滑。而这些企业往往是股市上最重要的蓝筹股，一旦价格大幅下跌，美国股市危机就不远了。

　　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也很大。中国货短缺，物价就会上扬，加大通货膨胀压力，引起美国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困难。如果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胀，就会导致债务负担增加，投资成本上涨，美国经济容易陷入滞胀困境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为何说关税战没有真正的赢家？当前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因关税战引发的危机？

　　丁一凡：经济全球化时代，关税战是对自身和对手都损害巨大的行为，是典型的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”。

　　中美之间贸易额巨大，很大程度是因为各国之间搭建了一套复杂的供应链。若关税战打断供应链，中国生产商当然有很大损失，但美国的下游厂商、零售企业及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可能更大。

　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针对所有国家和地区，基本上是将美国孤立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。现在，许多国家意识到一旦让步，美国就会得寸进尺。中国坚决反制后，其他国家看到了大趋势，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同中国加强经贸合作，共同抵御蛮不讲理的美国。

　　经济全球化时代，即使美国想逆全球化，全球经济供应链也无法很快打断，并且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。美国需要根据市场预期修正其关税政策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丁一凡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、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、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、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、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。著有《美元霸权》《美国批判：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》《欧债危机启示录》《民主悖论》《跌宕起伏的中欧关系：从文明对话到战略伙伴》《发展新动能》等专著十部，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，在报纸、杂志发表文章数百篇。